英德縣第一區城樟鄕發放救濟糧

的情况和幾點體會

廣東省人民政府民政廳一九五三年七月廿七日

　　我省各地發放救濟糧欵，由於沒有深入摸清情况和正確發揚民主，因而普遍產生平均主義、幹部包辦或放任自流，致不應發而發，該發而不發、少發，或發放不及時不結合生產的各種偏向；另一方面則造成羣衆單純依賴政府救濟和對鄉幹不滿，人人伸手，個個要錢，鄉幹無法應付，常常自己挨餓也不敢領，結果發了救濟糧欵，問題還沒有解决。正如廉江縣秋風鄉有些羣衆説：「救濟也一様，不救濟也一様」。幹部普遍怕發救濟糧。博羅有些鄉幹説：「少發不如多發，多發又不如不發」。東莞等地鄉幹有三怕，第一是怕發赦濟糧。這些現象在五、六月間的水災時期，表現得特别突出。但也因而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重視，從事硏究改進。英德縣第一區城樟鄉今年第二次水災後，發放救濟糧歎的工作，做得比較好，基本上是摸淸了對象，和正確的發揚了民主，貫徹了教育鼓勵生產情緒的作用。但在第一步的做法中所提將救濟糧先劃一部分以照顧少數幹部家庭困難的辦法，我們覺得幹部困難應予照領，特別困難的幹部，怕羣衆有意見，不敢自報，可由領導提出，羣衆討論評定發放，不宜先劃出糧欵來照顧。

　　廣東省人民政府

　　八月二十日

　　一、英德第一區城樟鄕於五月中旬和六月初連續遭受二次水災，爲該縣重災鄕之一。全鄕二六個自然村一個行政小組，三一二戶一、二一二人；有水田一、七五二畝，旱地七〇五畝。第二次水災被冲壊浸壞的一二五〇畝，冲死浸死的二三二畝，冲垮冲壞大小陂頭四八座，大小水圳十五條。受災二三五戶九七一人，災情是相當嚴重的。全鄕災情又以橋南橋北兩個村子最重，橋南三六戶一五三人，全部受災，全村土地二六〇畝，其中有雙造田一一三點七畝，僅受災失收的五一點六畝，即失收產量一二、ＯＯＯ斤；橋北三七戶一六四人，亦全部受災，全村二一二畝，其中有雙造田一三一畝，受災九九畝，失收產量一七、八〇〇斤。

　　二、該鄕災後除迅速發動羣衆搶修陂圳，搶救禾秧，搞副業生產，進行救災渡荒外，並於第一次水災後發放兩次救濟糧款，第一次發谷一、四七五斤，救濟三二戶八七人，第二次發谷一、八ＯＯ斤，款一、ＯＯＯ，〇〇〇元，救濟八一戶二五三人；至六月中旬（第二次水災後，下造下種前），發放第三批救濟糧計谷三、五七五斤，救濟四八戶一四七人，佔全鄕人口百分之十二（其中雇農十三戶二九人，貧農三二戶一０七人，中農三戶十一人）。第三次發放是在吸取第一、二次的經驗，特別是接受第一次單純幹部摸底，沒有發揚民主，羣衆意見頗多的敎訓下來進行的。發放時選擇重災村橋南橋北二村作爲重點，由單元（包括城樟、連樟二鄕）救濟工作組長親自深入掌握，一般來說，發得比較準確，比較及時，羣衆也比較滿意，還收到一定的敎育作用。在做法上，大致分爲三個步驟：

　　第一步：首先召開全鄕性的幹部、小組長、黨團員會議，說明這次發放救濟糧的意義，討論如何才能發放得好，並動員他們囘去積極帶頭做好這次工作。因此便在救濟糧中先劃一部照顧家庭有困難的幹部，由幹部自報。有的團員幹部雖有困難，但怕羣衆反映、批評，不敢說，如大和嶺組長黃成添便是。領導也便主動的在會上提出，結果討論出陸國疇、黃新嬌、王新城等十二個幹部需要救濟。

　　第二步：幹部會後，各村幹部黨團員囘到村裏即進行摸底的工作，從生產上生活上各方面去了解和發現救濟對象，掌握重災戶困難戶的名單，需要救濟多少，都先心中有個數。如橋南摸出袁長行等五戶，橋北摸出譚樹帶等七戶，然後召開羣衆小組會，說明政府爲扶助災民生產渡荒，要召集重災戶和困難戶的戶長會議，硏究訂立生產渡荒計劃，讓羣衆討論提出誰是重災戶困難戶。再後以片爲單位召集重災戶和困難戶的戶長會議，發放救濟糧數量由自報公議，鄕府決定。

　　從討論提出重災戶困難戶中，說明只要是幹部能深入了解，所摸出來的對象基本是準確的，如橋南橋北最初幹部所摸出的十二個救濟對象全部爲羣衆討論提出，也說明單靠幹部摸底，必然會有不夠全面的地方，如橋南羣衆提出的七戶重災戶困難戶中有兩戶是幹部初時沒有摸出來的，橋北的十戶中也有四戶是羣衆討論才發現的，橋南鄧城羣，幹部初時只見他是中農不知道他老婆發黃腫病，本人是民兵，影響了些生產，田地五畝，除三分多外全被淹了，欠債一ＯＯ多萬元，很是窮困。橋北鄧益九（盲人）僱農，三口人，只一個勞動力，田地全部被浸，幹部初以爲他有一個已分家的大孩子會照顧他，而不知他的大兒子也困難，無法照顧，更說明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是能掌握原則的。如橋南鄧善良，中農，一家四口，去年春荒時借到大軍的米，當天殺雞子吃，今年第一、二次發放救濟糧時，領到錢也買幾斤黃腰肉和魚肉來大食，有人批評他，他反說：「我有都不吃？」所以此次救濟時，雖然他生活也困難，但羣衆說：「堅決不撥，敎育敎育他」，並要他在大會上反省。橋北鄧益九和袁家四母（寡婦），都是貧農，本來很窮苦，但他們勤勞節儉過人，如鄧益九農忙時，常朝畫不分地耕作，除了年節買幾兩猪肉外，從來沒見過他吃過好食，幹部摸底時見他們還有個把月糧食，沒有作爲救濟對象，但羣衆討論說：「他們剩下的米是喉嚨裏省下來的，這様的人應該救濟」；同時還說明幹部本身有困難，羣衆是一樣能體會得到的，鄕幹部會議上認爲要救濟的十二個幹部，其中有鄧益富，鄧長全、黃成添等七人，羣衆小組會上也討論提出作爲重災戶困難戶來進行救濟。

　　在以片爲單位的重災戶困難戶戶長會議上，着重的先進行啓發對比敎育，讓他們囘憶乙卯年（一九一五年）辛未年（一九三一年）或解放前歷次水災後，反動政府不聞不問的悽凉景况，對此現在人民政府對災區人民的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說明這些救濟糧是毛主席、共產黨，人民政府扶助大家生產救災的，是機關、部隊的同志們日省二兩米節約下來支援災區同胞的，激發他們的生產熱情，啓發他們討論「如何報答毛主席的關心」，就在這樣經過鮮明的現實敎育的基礎上，由他們自報公議發放救濟糧的數量，這樣他們都說：「單靠救濟，政府火車載米來也不夠，主要還是自己生產想辦法」自報的時候，只有報少沒有報多的，如橋南袁世濟，幹部摸底時擬發給六〇斤谷，但他自報三〇斤（討論後還是發六Ｏ斤）。

　　第三步：召開單元（連樟、城樟二鄕）農民代表會議（會議的代表條件是重災戶、困難戶、缺乏勞動力和政治上可靠，所以實際上是災民代表會議）結合貫徹從突擊性的搶修搶救轉入經常性的生產渡荒爲中心工作的議題，號召要把救濟糧投向生產或作生產中的口糧，獎勵表揚搶救模範、生產模範、工作模範，並批判連樟鄕小張片吳家福分了田地、果實，吃吃喝喝，不事生產，要地主替他無償勞動，依賴政府救濟的懶漢思想，說明這樣的人是不應該救濟的。會上審査了在幹部會上和羣衆小組會上所提出來的救濟對象，還補充了一部分被遺漏的但的確需要救濟的重災戶和困難戶。會上號召代表們囘去帶頭發動羣衆開好家庭會議，訂好生産渡荒的具體做法，把渡荒工作貫徹到戶（會後一般都開了家庭會議，討論生產渡荒，但，訂出完整計劃的還很少）。適値這時期，省合作總社撥二億元到第一區預購農民木柴（木柴是該區各鄕唯一大宗土產），區合作社發表調査數量，羣衆見到很高興，說：「這樣八月荒不用愁了。」

　　三、發放結果，橋南受救濟的九戶三三人，佔全村人口百分之二十一點六，共發救濟糧谷五二Ｏ斤，款１ＯＯ、ＯＯＯ元，最多的一戶發谷一ＯＯ斤，最少的一戶發谷五Ｏ斤；橋北受救濟的十三戶四八人，佔全村人口百分之三十弱，共發放救濟糧谷八七Ｏ斤，１ＯＯ、ＯＯＯ元，最多的一戶發穀一五Ｏ斤，最少一戶發穀四Ｏ斤。

　　經過救濟之後，重災戶和困難戶的生產情緖很高漲，橋南袁世和互助組，全組六戶，袁長壽等五戶領到救濟糧後，開荒四畝多田，水源不足須架設水簡（一種用竹管引水過坑的設備）灌漑，並在鐵路邊蓋厠所，收糞積肥，該組婦女也很積極，男人打柴，婦女擔柴，合力搞副業生產。橋北鄧長權互助組四戶農民有二戶受到救濟，他們第二天在互助組會上提出帶被帳帶糧食去耕遠處的田（在黃城口、大石角，十餘華里），爭取多做工作，免得天天來囘，曠時費工。鄧長燦互助組也有救濟戶這樣提出，都說明他們以高度的勞動熱情從事生產。

　　四、從城樟鄕此次發放救濟糧欵比照各地在這個工作上所發現的一些偏差，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幾點體會：

　　１．幹部深入摸底結合充分發揚民主是做好發放救濟糧款工作的最中心的關鍵。城樟鄕這次發放工作，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因而也就發得比較準確，羣衆也比較滿意，許多地方的幹部不相信農民經過解放以來一系列的改革運動，特別是土地改革後普遍都已有了一定的覺悟程度這一事實，發放時不敢讓羣衆討論，甚至發放過了才敢公佈是救濟糧。單純由幹部主觀包辦，必然會造成發放不公平不合理羣衆意見更多。有的農民說「你通過我們，沒有救濟也情願」，正是羣衆對民主要求的反映，相反的也有的幹部，不懂得民主是集中領導下的民主，事先沒有經過幹部的深入摸底與羣衆醞釀，心中無底便盲目的召開羣衆大會來「自報公議」或發表塡報，造成自流式的民主，羣衆爭論不休、幹部難於掌握，或羣衆誇報大數，結果都解決不了問題，使羣衆怨言更多。要克服這兩種各走極端的偏向，只有把幹部摸底和羣衆討論結合起來，幹部先心中有個「數」，然後讓羣衆補充和修正這個「數」，這樣才能將救濟糧款發得準。

　　２．幹部困難要主動照顧，但方式上也必須通過羣衆。幹部家庭有困難，往往爲了要表現積極無私，怕羣衆反映不好，不敢說出來，所以領導上在發放救濟糧時，對這些的確有困難的幹部有意識的照顧一下是對的，但要通過羣衆，讓羣衆討論。好些地方領導上怕羣衆有意見，暗地裏或偸偸摸摸的，甚至把救濟糧說成是幹部補助糧發給幹部，結果羣衆意見更多，甚至嫉妒埋怨，使鄕幹部更加脫離羣衆，幹部反而感到負擔，害怕發救濟糧。城樟鄕在這方面雖然還存在着缺點（就是還有一部分沒有通過羣衆），但大致上都經過羣衆小組會，農民代表會，幹部會上決定要救濟的幹部都得到了羣衆的同意，因而羣衆中的不滿情緖比較少。

　　３．在發放救濟糧過程中必須進行啓發對比敎育和生產自救的敎育，提高災民覺悟是克服平均主義、單純依賴救濟和防止災民報大數的根本辦法。城樟鄕在這方面是收到一定的效果的，經過啓發、讓重災戶困難戶囘憶、對比在反動政府和人民政府下災後不同的情景，說明黨和人民政府扶助生產渡荒的目的和救濟糧款的來之不易，激發他們生產自救，訂生產渡荒計劃，不要單純依賴政府。也就是把發放救濟糧的過程成爲敎育災民生產自救的過程，因此在自報公議發放數量時，只有少報沒有多報的，而各地相當普遍的以單純救濟觀點來發放救濟糧，因而助長了羣衆單純依賴政府救濟的思想，故羣衆紛紛報大數、爭着要、鬧平均主義等現象，結果使發放救濟糧之好事變成意見紛紛、怨聲載道、鄕幹部頭痛的壞事。

　　４．不單憑眼前的生活困難，而進一步追査困難的原因，結合批評敎育來進行發放，是使救濟糧發揮鼓勵生產的積極性的基本環節。城樟鄕經過羣衆討論，認爲鄧善良雖然肯勞動生產，但有大吃大喝現象而且幾經批評都沒有轉變，這一次不應該救濟；而鄧益九和袁家四母，雖然目前還有個把月糧食，但他們非常勤勞省儉、正如農民說「是喉嚨裏省下來的」，因此各發四五十斤谷救濟。這樣做法才能鼓勵積極生產省吃儉用的和批判好吃懶做的。現在橋南橋北村羣衆農副業生產情緖都很高，幾乎家家都養猪，浪費現象也很少見。而有很多地方在發放中，不問情由，只看目前困難與否，便決定要不要救濟，往往助長了某些落後羣衆的單純依賴救濟思想，影響正派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的農民反映：「游民（指游手好閒的人）吃長糧，勞動人民沒救濟，眞要命」，是有其原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