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论述在会场内外引发了热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论述高屋建瓴，一针见血，指导性和针对性十分强。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理想的状态应是‘强政府’与‘强市场’的双强运行机制，这种机制有利于实现区域资源的最优配置，应该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努力方向。”广东省政府党组成员、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陈云贤博士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

　　去年底，陈云贤和广东省财经大学教授顾文静合著的《中观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一书正式出版，该书因聚焦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创造性地将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主体之一而引发学界关注。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表示，《中观经济学》一书把区域经济发展经验上升为中观经济理论层面，是经济学领域的一项有见地的理论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作为一名经济管理工作的实践者和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我倍感振奋，结合《中观经济学》的研究所得，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谈点个人粗浅的看法，更多是作一种经济学理论上的探讨。”陈云贤表示。

　　谈政府与市场关系

　　“强政府+强市场”可纠正市场失灵减少政府失灵

　　南方日报：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陈云贤：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堪称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经济学流派的分野。亚当·斯密强调市场的作用，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进行干涉，由此创立了政治经济学。梅纳德·凯恩斯强调要发挥政府职能，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经济学理论由此分化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这两大流派都把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体系外的一种组织来对待，而《中观经济学》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思路——将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主体之一来研究，构建了中观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观经济学以区域政府为研究主体，以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区域政府“超前引领”的实践为逻辑起点，揭示区域政府的“双重职能”，进而发现市场竞争具有企业和区域政府的“双重主体”，最后得出成熟市场经济所特有的“双强机制”，这就是中观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核心逻辑。

　　所谓“超前引领”，就是指区域政府充分发挥经济导向、调节、预警作用，依靠市场规则和市场机制，运用价格、税收、汇率、利率、法律等手段和引领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式，有效地引导投资、引导消费、引导出口，配置资源，从而形成领先优势，促进区域经济科学发展。区域政府之所以能发挥“超前引领”作用，源于区域政府所具备的“双重职能”：一是“准宏观职能”，就是区域政府代理国家对本区域的经济加以宏观管理和调控；二是“准微观职能”，就是区域政府代理本区域的基本利益，与其他区域展开竞争。

　　于是，具有准微观职能的区域政府和企业共同构成了现代市场竞争体系中的“双重主体”。在“双重主体”的强力驱动下，我们最终推演出成熟市场经济的“双强机制”，即“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有效结合：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构筑“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实现“双轮驱动”。

　　由于区域政府既有“双重职能”，又是“双重主体”之一，因此，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运行机制中，最佳的结构应该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或者说是“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有机结合。“强市场”可以有效配置资源，“强政府”可以营造和保护好市场环境，创新发展新理念，培育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创造发展新优势：“强政府”不是为了代替“强市场”，“强市场”同样需要“强政府”作保障。有了这样的“双强机制”，才能有效纠正市场失灵，减少政府失灵。

　　谈双重竞争主体

　　企业间竞争和区域政府间竞争形成发展“双动力”

　　南方日报：人们通常用“大政府”“小政府”来描述政府作用发挥的边界，隐含的逻辑是政府与市场是“你进我退，你大我小”的关系。您如何看待这种非此即彼的逻辑？

　　陈云贤：确实有很多人用“大政府、小市场”“弱政府、强市场”这种此消彼长的逻辑来描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在现实世界中，两者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比如，很多人说新加坡是“小政府，大市场”。从政府开支占GDP比重这一指标来看，新加坡的确是个小政府；但从新加坡制定产业政策进行超前引领、全面提供公屋、全民健保等公共产品的角度来看，新加坡政府又是个大政府、强政府。

　　事实上，如果认真考察那些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尽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政府发挥作用的边界有大有小，但他们在支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进行超前引领方面都是可圈可点的，都有一个“强政府”。新加坡是这样，韩国是这样，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德国也是如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快速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我们不仅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还有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形成了发展的“双动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没有“强政府”，“强市场”就不可能正常而高效运转。“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应该是我们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标。

　　谈“有为”的区域政府

　　区域政府的超前引领在不同阶段有不同侧重

　　南方日报：“有为”的区域政府具体应该怎么作为？

　　陈云贤：“有为”的区域政府要实现“超前引领”，必须明确其目标、基础和手段。超前引领的目标是有效配置资源，促进区域科学发展；超前引领所依赖的基础是市场，要依靠市场规则和市场力量；超前引领的手段包括财税、金融、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

　　区域政府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作为是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城市建设、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超前引领，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引领内容。比如，推动经济增长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最早是在要素驱动上有所作为，在中国当时主要是靠控制土地供应来驱动；进入投资驱动阶段后，政府主要是在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上进行引领；当前，我国正逐步转向创新驱动的全新发展阶段，此时政府引领更为重要。以美国为例，表面上，美国是奉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市场经济国家，好像是一个“弱政府，强市场”的组合。实际上，无论是冷战时期的太空计划，还是现在正在开展的“脑计划”，美国政府对科技创新的超前引领作用都十分突出，政府的科研投入和政府采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先导作用。

　　在资源配置的引领方面，广东顺德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改革开放之初，顺德既不是特区，也不是大城市，而是一个农业县域，当时的县委、县政府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提出“五子登科、工业立县”的发展战略，如火如荼地发展乡镇经济，抢得发展先机。到上世纪90年代，顺德在产权改革方面又先走一步，使整个产业的发展跟市场经济有效结合，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2005年，我到顺德当区委书记一年后，针对顺德经济高度依赖于美的、格兰仕、科龙等三大家电企业、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着力推动顺德开展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增强抗风险能力，提出了“三三三”产业发展战略。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在每个产业中，至少扶持培植三个以上支柱行业；每个行业中，至少扶持培育三个以上龙头企业，使行业链条壮大。得益于这一战略的顺利实施，顺德经济成功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严峻挑战，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同类区域前列。

　　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建议在广东自贸区建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交易结算中心

　　南方日报：“新常态”下区域政府该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发挥更好的引领作用？在这方面您有何建议？

　　陈云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域政府应该在提高税收利用效率的前提下，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技术服务、人才服务、资金服务、文化氛围、创新扶持、政策引导、基础设施，并打破有碍市场竞争机制的一切障碍，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也应该围绕这些方面展开。

　　刚刚我们谈到建设“有为政府”关键要用好财政手段、金融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我想重点谈一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金融体制改革问题。当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高居全球第二位，汇率波动调整影响巨大，要求我们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稳步推进汇率改革。为此，我建议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建立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交易结算中心，把它作为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支点。从国际经验看，美元在国际化进程中由美联储建立了IBFs（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ies，国际银行便利），在美国本土从事国际存贷款等离岸美元业务，吸引离岸美元回归并加强管理，这一举措促使美国离岸金融迅速发展；日本参照美国经验，在东京设立JOM（Japanese Offshore Market，日本离岸金融市场），在日元国际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在上海自贸区和广东自贸区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交易结算中心试点，以此推动我国向服务贸易和资本大国转变，并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起到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