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能够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当年解放思想抓得好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日前的一个下午，伴着一杯清茶，这位参与深圳特区初期创建和广东早年改革开放的见证人和推动者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借着解放思想搞生产

　　特批派遣20名青年农民留宿“香港那边”学养鸡

　　“三个五”政策被当作“慕洋、向洋、靠洋”，不少县领导和中层骨干被当作走资派

　　宝安每年供港活鸡数量从4万只上升到1000万只。不少养鸡户年增收5万到10万元，轰动一时

　　宝安农民看到了发展前景，就不偷渡香港了。过去非法出境居港的同胞也逐渐回来定居了

　　记者：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第30个年头，广东从一个经济较落后的省份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强省。作为深圳特区的创建人之一，您有何感受？

　　方苞：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思想解放先行，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广东的今天。广东能够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当年思想解放抓得好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省委认真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使大批干部放下了思想包袱，解除了后顾之忧，这些干部在特区初创时期和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小平同志的要求，形成了“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局面。

　　记者：思想解放对广东当年的改革开放，在哪些关节点上起到过作用，您能不能结合当时工作实际给我们详细讲讲？

　　方苞：宝安县毗邻香港，双方群众往来密切，文革期间搞“政治边防”，把上世纪60年代初期那些有利于发展边境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边境小额贸易，过境耕作探亲“三个五”政策，当作“慕洋、向洋、靠洋”，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割“洋”尾巴，全部取消，不少县领导和中层骨干被当作走资派，挨批斗，有些被关进监狱。

　　此后，边界两边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宝安县劳动力偷渡香港日渐增多。1974年1月我到宝安上任时，上级给的任务：把生产搞上去，把偷渡降下来。当时，我们经常到农村蹲点、“三同”、调研，听到基层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恢复文革前的边境经济政策。

　　但是“四人帮”天天在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右倾翻案风，我们头上的“紧箍咒”未除，谁敢冒此风险！

　　1978年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省委、地委、县委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联系实际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干部逐渐认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带来的弊病，大力推动了思想解放。

　　“紧箍咒”除去了，我们就不断向到宝安视察的中央部委领导、省委领导反映基层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习仲勋、刘田夫同志听到了反映，很重视，指定黄静波同志和我们研究落实，从1979年2月开始，过去的边防经济政策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这是早期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一个事例。